凤凰网近日发表评论，题为：周永康被立案，“刑不上常委”潜规则已破？，原文如下：

社会上流传着“刑不上常委”的说法，说这是潜规则，由此推论，法办周永康就意味着破除潜规则。这个说法有道理，从潜规则角度看周永康案，也确实能看出许多东西，甚至能看出潜规则的演变和进步。不过，在进入这个角度之前，需要限定两个条件。

首先，到底有没有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？过去二十多年，中央一级确实没有常委丧失人身自由。从这个事实看，传说中的这条潜规则可能成立。但只是“可能”。因为这条潜规则存在的前提是，常委严重违法，已被发现却不追究，对后一条我们无法确认。

其次，法办周永康，是否等于破除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？这要看所谓的常委，即政治局常委，到底是指在职常委，还是包括离职常委。我们知道，周永康已经离职。当然，刑不上离职常委也是潜规则，破除了也是进步。只是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，甚至还可以看作潜规则的一种。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就是《平反清算周期律》。按照中国历代都有的潜规则，有这么一种规律：在没有制衡或制衡不足的条件下，权力犯了错误，很难在同期得到纠正。公正通常会绕开权势，等到权力被削弱了，失势了，才会冒出头来，伺机启动恢复正义的程序。

在上述限制之下，我们从潜规则的角度回顾历史，看看法办周永康意味着什么。

在当代历史上，至少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，并不存在“刑不上常委”的潜规则，那时下台的政治局常委（编者注：彼时名称不同）比比皆是，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也不在少数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当时高层就没有潜规则。

毛泽东时代高官下台的主要原因，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。阶级斗争问题直接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解决，用不着刑事诉讼。这似乎堂堂正正，没什么潜规则。但是，按照党章和宪法，党员有权发表并保留不同意见，更不用说宪法所保护的言论出版自由。即便真犯罪了，应该下台甚至入狱，也要走合法程序。但我们知道，没人把宪法和法律当回事。刘少奇是国家主席，依法要受到宪法的特殊保护，可他举着宪法抗议，没人认账。人们实际遵从的规则是：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。“一个人说了算”，家长制，个人凌驾于全党全社会，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潜规则，违宪级别的潜规则。

邓小平时代也没有“刑不上常委”的潜规则。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人说了算，邓小平时代是退居二线的核心和另外几位元老商量后拍板。那时候的潜规则，就是二线比一线的权力大。宪法和党章当然没有这种规定。按照正式规定，最高级别领导人的上台下台，更不必说失去人身自由，自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，这类程序没有显示出自身的存在。

沿着这条潜规则演变的脉络看下来，对比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的毛泽东时代，邓小平时代大有进步。没有那么多冤假错案了，更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，一边违宪违法，一边毫无顾忌地大肆宣扬，全民动员搞大批判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假如毛泽东时代的潜规则距离宪法党章一百米，邓小平时代就缩小为五十米了。这就是进步。

刑不上常委，作为一条潜规则，当然是不公正的。不过，相对毛泽东时代的潜规则而言，这条潜规则也可以被称为进步。为什么刑不上常委呢？因为，常委里没有了一言九鼎式的人物，不能随心所欲制造冤假错案了，家长制破除了，这当然是历史进步。

潜规则是有等级的，有层次的。有的潜规则距离宪法和党章很远，有的距离近一点儿。这种差别，其实代表了文明程度的差别，我们可以从距离变化上看到文明的进步。

法办周永康，比起刑不上常委这条潜规则来，距离宪法和党章更近了，距离现代文明更近了。我说距离更近，不敢说零距离，因为，确认零距离还需要更多的证据。

首先需要确认的是，对周永康处理大体合乎法律程序，被告的权利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。确认这一点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也比较容易实现，我们在薄熙来案中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进步。

其次，需要比较长时间才能确认的是，我们需要排除一种可能，即，这不是选择性办案，不是另一种人治，不是向毛邓时代的潜规则的回归，而是司法独立，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，只服从正义的原则。确认这一点，不仅需要更多的案件作为证据，更需要制度方面的保障。我们一再读到保证党“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”的宣言，但机制尚未建立。例如，违宪审查机制尚未建立。违法审查打算建立，尚待落实。有了违宪违法必究的制度，法治中国才有了长久稳定的制度保障。

退一步说，在上述证据得到确认之前，法办周永康，至少可以证明，现在的权力格局相比过去，已经有了进步。
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一直存在一种潜规则，就是上届领导人对本届领导人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控制能力。这种关系会影响整个政局，超越私人关系的范畴，但又不是党章和宪法规定的，所以这是级别相当高的潜规则。法办上届常委周永康，让我们感觉到，不符合宪法和党章的规矩似乎有所调整。

最后一个问题是：为什么会发生上述进步？逐步从潜规则退出，越来越接近宪法和党章，这实质上反映了社会的演进。在国际关系和党内关系方面都有值得一说的进步，但最重要的进步是，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民众对领导人从仰望逐步转为平视，民众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，越来越有独立性，越来越有法治精神，越来越有怀疑和监督意识。要得到民众的拥护，就要向法治的方向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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